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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天下徽商》第一集解说词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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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天下徽商》第一集解说词文案

《天下徽商》第一集:移民

公元1762年3月9日,大清帝国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

扬州,天宁寺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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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时的一幕:

“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其已加奉宸院卿衔之黄履暹、洪徵治、江春、吴禧祖,各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之徐士业、汪立德、王勖,俱著加奉宸院卿衔。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恕、汪焘,著各加按察使衔。程徵棨,著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玓、吴山玉、汪长馨,俱著各加一级。钦此。”

16名盐商同时加官晋爵,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商人们这一次又为万岁爷孝敬了多少银子,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既然龙颜大悦,想来一定不是个小数目。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批受封的商人中,至少有14位均来自帝国南方一个名叫徽州府的地方,而在那里,程、汪、黄、吴、江、洪等诸姓向为名门望族。

 一个小小的徽州府何来如此众多的富商巨贾?它究竟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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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南部、江西东南部和浙江西部三省交界处,这块东西长145公里相距里、面积仅1.25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府。

“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这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位置所作的形象概括。

 徽州,古称新都、新安,是旧时安徽省最重要的两个府之一。

公元1667年,清康熙六年,江南省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安徽、江苏两省。安徽建省,省名就取自安庆和徽州两府;安庆是当时安徽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则素以风景秀丽、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和商业发达而著称于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叶显恩

徽州社会在明清有人说是一颗夜明珠,的确各个方面都是非常辉煌的。那么,这和移民的社会有关系,来了一帮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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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故城遗址,位于洛阳市东郊15公里,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

公元3世纪末的西晋王朝,处在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后,司马氏政权岌岌可危,而连年的旱灾又使得中原地区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接着,又一场灾难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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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11年,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大举围猎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称为“永嘉之乱”的战争,迅速瓦解了统一的中国。

永嘉之乱,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朝廷的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中原的世家大族纷纷举家南逃。

可以想见,大部分逃难的流民没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能够顺利抵达南方的都是家底殷实、给养充足的名门大族。

这一时期,除了有名的“八姓入闽”而外,中原衣冠南渡徽州的就有程、鲍、黄、胡、俞、余、任、詹、郑九个姓氏。

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南京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

这一年,年逾古稀的原西晋广平郡太守程元谭闻讯后,即刻从山东东阿领兵启程,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投奔东晋这个刚刚出生的政权。

根基未稳的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

面对数以万计的难民,他一下就发放了两千石救命粮。

恪尽职守的程元谭深受百姓拥戴,以至于当这位白发飘飘的老人卸任之际,闻讯赶来的新安民众阻塞于途,纷纷挽留他们的父母官。

东晋皇帝大为感动,破例答应了百姓的请求。

程元谭由此成为徽州程氏始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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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前后,世界程氏公祭大会都会如期举办,来自海内外的程氏后人齐聚安徽黄山市,共祭他们的先祖。

 “永嘉之乱”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朝代更迭,徽州又先后迎来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隋唐五代时期,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中原动荡,四海沸腾,迁入徽州定居的多达36族。其中,尤以公元9世纪末的黄巢起义为最盛,一共迁入29姓。

12世纪初两宋之交的“靖康之乱”,给徽州又带来了15族移民。

 群山环抱的徽州,“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自古以来,战争鲜有波及。

在中原世家大族南迁的历史长河中,徽州自然也就成为乱世避难、治世隐居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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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绩溪县上庄村,山环水绕,古貌依旧,胡适故居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

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门窗上镂刻的这一组组木雕兰花出自同村同族的制墨名家胡国宾之手。

“兰为王者香,不与众草伍。”曾几何时,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风靡海峡两岸,而其歌词正是从胡适青年时代所写的一首名为《希望》的小诗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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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1年12月17日,胡适出生于上海;四岁时随母亲回到上庄,接受了九年严格的中国传统式教育。

公元1904年,13岁的胡适在与邻县旌德县江村14岁的小脚村姑江冬秀订婚后,前往上海求学,由此开始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与胡适人生同样传奇的是他这支徽州胡姓,追溯其渊源,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姓王朝一脉相承。

十世纪初的唐王朝暮气沉沉,大厦将倾。

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梁王朱温对唐室社稷垂涎已久。

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

东去的皇家车队途径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呱呱落地。

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

就在他愁眉不展、寝食难安之际,皇室近侍、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翼。

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销声匿迹。

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翼。

 昌翼22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登“明经科”进士,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便绝意仕途,隐居乡中,专心经学研究,人称“明经公”,其后裔则被称为“明经胡”。

胡昌翼一直活到96岁,旁观大唐之后、战乱纷争的五代十国历史的结束,又过了北宋太祖、太宗两代才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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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婺源县考水村,中国明经胡氏的源头,山明水秀,风景如画。

在考水村村外的黄杜坞,这座呈八卦形、坐西朝东的古墓便是“太子墓”,石碑上那剥落的斑点和道道裂痕,沉淀的是千年的雨雪风霜……

 胡昌翼育有三子,长子延政因功授于绩溪县令,赐居湖里。延政的后代繁衍绵延,仅绩溪一县就从湖里分迁至上庄、杨林、宅坦、上湖村等地。

湖里是19世纪晚清中国最负盛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籍,而上庄则是著名的胡开文墨业发祥地和胡适先生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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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黟县西递村,世界文化遗产,明经胡氏又一处栖息之地,因数目庞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而吸引着八方来客。

矗立于村口的这座胡文光刺史坊,始建于公元1578年,乃徽州石雕中的精品之作,也是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开始走向兴旺发达的标志。

鼎盛时期的西递,全村拥有600多幢宅院、99条街巷、30余座祠堂、13座牌坊、90多口井、20余家店铺,面积是现在的三倍以上。

 追慕堂,建于公元1794年,用来追思慕念胡氏先祖,让后人勿忘李胡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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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7年,胡昌翼五世孙胡士良因公前往南京,途径西递时,立刻被这里的山形水势所吸引。

“东水西流,其地主富。”这位对风水学颇有研究的北宋官员,公务一完,便举家从婺源考水迁居而来。

巧合的是,到了18世纪的清乾隆年间,号称“江南六富”之一的胡贯三正是从西递走出来的一位超级富豪。

 山越,徽州原居民,彪悍尚武,“鲜知礼节”。山越人以部落的形式,武装自己,“依阻山险,不纳王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古代的山越在这片土地上伐林,刀耕火种,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劳动。那么,这样的生活环境是很艰苦的,所以也就养成了他们这种剽悍尚武的精神,这种剽悍尚武的精神实际上在整个徽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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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显恩

所以我们最早看到的是程灵洗,他在当地起了很大作用,对保卫当地的安宁、包括经济生产活动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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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灵洗,徽州程氏第十四世裔孙,谥号“忠壮公”,第一位进入传统正史记载的徽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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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说他年轻时力大无穷,擅长骑马和游泳,一天能步行两百多华里。

虽然性格急躁,但程灵洗天赋异禀,武艺和指挥作战的本领出类拔萃。彪悍无比的他,一向令周边的强盗闻风丧胆。

公元6世纪中叶,正值中国南、北两朝分裂、对峙时期。

公元548年8月,北朝东魏降将侯景勾结南方梁朝京城守将,里应外合,起兵谋反。

侯景之乱爆发。

 进攻势如破竹,都城南京陷落。

程灵洗的家乡新安郡沦为侯军之手。

性格暴戾、嗜血成性的侯景,所到之处杀人如麻。南京城一片废墟,全城28万户人口,存者百无一二。

江南民众命悬生死一线,长江中下游地区笼罩在巨大的恐慌之中。

程灵洗率部拼死抵抗。

新安郡最终失而复得。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程灵洗不仅守土有功,而且作为南方陈朝的开国元勋,他屡建奇功,威震朝野。

 在程灵洗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又一位传奇英雄同样因为捍卫乡土而被载入史册。

他,就是至今依然让徽州人顶礼膜拜的——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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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绩溪县余川村,三面环山,常溪河穿村而过,终年不息。全村300来户人家,几乎清一色的汪姓。

2015年3月9日,农历正月十八。细雨蒙蒙,春寒料峭。余川的村民们热情不减,一年一度的“抬汪公”大型祭祀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汪华,隋末唐初人,公元586年,生于歙县登源里,即今天的绩溪县大庙汪村。

少年习武的汪华,身高九尺,以勇侠闻名乡里。当时,歙州的婺源一带盗贼频起,官府一时奈何不得。汪华受募领兵围剿,一举荡平,从此名声大噪。

 隋朝末年,各地反叛浪潮此起彼伏。汪华乘机发动兵变,相继攻占歙、宣、杭、睦、婺、饶六州,拥兵十万,号称吴王。

在那个纷争不断、生灵涂炭的年代,唯独汪华治下的江南六州,十年不见兵革,政清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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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休宁县万安镇东侧的古城岩,始建于公元304年。汪华攻下江南六州后,曾屯兵于此,并在山顶建起了王宫。如今,吴王宫灰飞烟灭,古城岩门前冷落。

安徽歙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徽州府府治所在。汪华在古城岩称王后不久,便移师歙县乌聊山,发动军士,修筑城池,歙县古城由此肇始。

 公元618年,短命的隋朝灭亡。

三年后,面对如日中天的唐王朝,汪华顺应民意,俯首称臣。

汪华的审时度势,让桑梓之地再一次免遭战争的蹂躏。

他被徽州人尊为“汪公大帝”、“太阳菩萨”。

他是徽州的地方神。

         纪录片《天下徽商》第一集解说词文案

汪华一生育有九子,而和他一同起兵的堂弟也生有八子,汪氏子孙繁衍茂盛,徽州当地一直就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民谚。

随着族人的枝繁叶茂,汪姓后来又开始向全国各地扩散,“天下汪氏出徽州”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公元649年,汪华卒于长安任上;三年后,回葬故里歙北云岚山。

此后,历代王朝多有敕封,“汪王庙”遍布徽州一府六县,民间的各种信仰延绵不绝,直至今日。

这天,80多岁的黄山市篁墩村村民程文俊老人又迎来了一批寻根问祖的外地客人。

 说起家乡篁墩的历史,土生土长的程文俊如数家珍。近20年来,老人已经记不清接待过多少批这样的来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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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篁墩,位于黄山市西北郊3公里。

今天的篁墩,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有些萧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破落的小村,让一代又一代的徽州籍后裔魂牵梦萦。

在徽州人的寻根絮语中,“篁墩”这一地名总是反复出现,其地位丝毫不亚于洪洞“大槐树”之于山西移民、宁化“石壁村”之于客家人。

 这是16世纪中叶明嘉靖年间刊刻的《新安名族志》,里面一共记有84个徽州姓氏,其中,至少有27个中原士族声称在篁墩落过脚;而在唐末黄巢起义期间,避乱篁墩的就高达20余姓。

在徽州人的移民史上,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程颐、程颢,11世纪北宋理学家,祖上先迁河北中山博野,后徙河南开封、洛阳。

“二程”创办的“洛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举足轻重,“二程”后裔和徽州人都认为,“中山之程出于灵洗”,而程颢甚至刻有程灵洗后裔的印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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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15年11月1日福建尤溪县举办“纪念朱熹诞生885周年暨新生开笔礼”时的情景。

孩子们身着古装,在老师的带领下,有榜有眼地向朱熹这位先哲表达由衷的敬意。

 朱熹,世称朱文公,生于程颐、程颢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南宋,祖籍徽州婺源,篁墩朱氏后裔。

朱熹虽生在福建,但一直对徽州故土恋恋不忘,“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相传望出吴郡”,“未尝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他常以“新安朱熹”署名,并两次返乡省墓、探亲、讲学,尤其是第二次,历时四个月之久,一大批徽籍学者成为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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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二程”四传弟子,由“二程”创立、经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以其罕见的思辨和深邃将中国的儒家文明推向到又一个学术高峰。

程朱理学最终成为南宋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学,而篁墩则享有 “程朱阙里”之誉。

黄山市地方志学者 翟屯建

那么,篁墩之所以成为郡望,大家都在篁墩停留过,就是因为篁墩出了朱熹,这个程颐、程颢的祖上都是篁墩的,所以说大家都是带着一种依附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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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5年,号称“新安第一书”的《程朱阙里志》编纂完成;

公元1760年,大清乾隆皇帝为篁墩亲赐御书——“洛闽溯本”。

篁墩,徽州望族的发祥地。

篁墩,徽州人心中的圣地。

徽州素有“八大姓”和“十五姓”之说,所谓徽州八大姓,指的是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孙七姓,便是新安十五姓。

为了谋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些初来乍到、已经失去往日特权地位的中原士族们在这片处女地上卧薪尝胆,励精图治。 

月沼,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安徽黟县宏村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宏村汪氏围绕月沼乃至全村的水系进行过一系列地改造,其过程曲折而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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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后期,彼时的月沼尚为一处天然小泉窟,宏村九世祖汪玄卿动议开挖,无果而终;

15世纪初,十一世祖汪思齐三请风水师,实地勘察,制定了庞大的引水入村规划,可惜未能如愿;

到随后的汪升平这一代,他拿出积攒下来的万余两白银,将原先的泉窟扩建成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月沼,又开凿水圳数百丈,引村外西溪水自西入村,南转东出,分注月沼之中;

公元1607年,族内16名商人共同出资,在村南征地数百亩,开出一个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的硕大池塘,取名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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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两百多年间,汪氏族人中不乏商业骄子,他们纷纷回乡置田产,造宅第,建祠堂,办书院,宏村逐渐步入鼎盛发展期。“自元而明,渐成村墟,今则烟火万家,栎宇鳞次,森然一大都会。”至此,一个巨大的“牛”形村落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月沼是牛胃,南湖是牛肚,九曲十弯的水圳被想象成牛肠。

人作天成,浑然一体。

宏村,天人合一的经典之作。

安徽歙县许村,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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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二,村民们汇聚一堂,在许氏宗祠惇睦堂举行了传统的挂祖容像仪式。

许村之许,源自唐末。黄巢起义时,户部尚书许儒徙居于此,嗣后人丁兴旺,更名许村。

不过,在许姓迁入之前,许村本名“昉溪源”、“任公村”。

 任昉,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公元507年,出任新安太守。

在任期间,此老不修边幅,经常拄着拐杖,在城乡徒步行走,见到纠纷,现场办公,就地裁决。

不修边幅的任太守还有一项善政,那就是推广一种叫做“桃花米”的早熟稻种。“桃花米”耐旱保收,其生长周期与徽州的雨季相一致,尤为适合徽州本土种植。

一年后,任昉去世。

为官清廉的他,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这是徽州境内现存的早期三大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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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南堨,位于黄山市徽州区潜虬山下,由徽州鲍氏先祖、新安郡守鲍弘始建于公元327年;

公元525年,辞官回乡的黟县人胡明星在城北倾资募工,修建江柏山堨,“溉民田千余顷”;

吕堨,地处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公元527年,原齐朝新安内史吕文达率四乡之民所筑。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王世华

中原士族南迁以后,不仅给古老的徽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的儒家文化,这样就使得一向“鲜知礼节”的徽州,它的风俗日益趋向文雅,由尚武转向尚文,开始重视读书了,所以到了宋朝,就出现了“名臣辈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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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徽州人对这位家乡先贤更是奉若神明。他的《家礼》一书被视为日常生活礼仪的指南——

“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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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递履福堂,清代江南巨商胡贯三之孙胡积堂的故宅。

履福堂的正厅悬挂着这样一对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是徽州人价值取向的绝好诠释。

于是,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

“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徽州,这块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开发。

中原人最终反客为主。

王世贞,苏州府太仓人,16世纪的明代文坛领袖,与徽州府歙县人汪道昆并称为“天下两司马”。

早闻徽州人才济济,王大才子一直将信将疑,决定亲自前去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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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文魁王世贞率三吴两浙百余人,造访黄山脚下的徽州,这些随行者皆非等闲之辈,“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

好友汪道昆则以“黄山主人”自居,租赁名园数处,让来访者散居其中,每位宾客都由一至两位歙县人陪伴。“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至于弹琴、下棋、篆刻、看风水、观测天体、宴饮游戏、踢球、舞剑、唱歌、奏乐等,主人则无一不备。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场友谊赛的结果显示,“各擅一技”的三吴两浙人士竟然不时甘拜下风,“宾或屈于主”。

最后,王文魁“大称赏而去”。

高度发达的教育,就这样造就了徽州人才的全面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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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你要了解各地的物产,要了解各地的商业信息,要了解政府的法律,要了解交通,要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等等,而所有这些都跟你的文化素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徽商有文化,对于徽商之所以成为徽商,实际上是起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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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叶显恩

要做大的商业,没有高的文化素质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徽商“贾而好儒”就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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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歙县雄村,徽州曹姓之村。渐江从旁逶迤北向,桃花古坝红云朵朵。

村头的这座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的“四世一品坊”,见证着曹家往日的辉煌。有清一代,雄村因出了“父子尚书”曹文埴、曹振镛而被誉为“宰相故里”。

竹山书院,始建于公元1756年。根据曹氏族规,族内凡中举人以上者,方有资格在院内种桂花一株。书院的桂花树一度多达54棵,而曹氏族人中的举人、进士也果真就有54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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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婺源县坑头村,溪水蜿蜒,古色古香,因旧时溪旁遍植桃树而得名桃溪。

桃溪的一大特色就是古桥遍布,史上就有“三十六桥半”之说。当年,潘氏族人约定,族中凡是七品官以上者,可在村中建桥一座。结果,全村一共出了36位七品以上的官员,而有位县令因为政绩不凡,才被允许造了半座桥。

 其实,在古徽州一府六县,像雄村、桃溪这样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比比皆是。历史上,“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一榜十九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佳话频传。

据统计,从宋代至清末,徽州籍进士人数累计达1900人;徽州籍状元共计28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当过宰相的有l7位,也占全国宰相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安徽的休宁县更是享有“中国第一状元县”的美名,历史上,该县一共出了19名文武状元。

 然而,进入12世纪以后,一个愈发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徽州人的面前,那就是人满为患,食不糊口。

移民的不断涌入、人口的急剧繁衍,让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徽州日益不堪重负——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前的晋代,徽州人口仅有5000户,这还包括今天的浙江淳安和遂安两县;

“永嘉之乱”后的南朝,一下子就增加到12058户;

12世纪初的“靖康之乱”后,达到120082户;

公元1578年,明万历六年,徽州总人口猛增到56万多人;

公元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徽州一府六县更是高达247万多人。

据清康熙《徽州府志》描述,徽州耕地严重不足,人均不到一亩,本土粮食奇缺,完全依赖浙江、江西两路运米接济。

“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殍;五日不至,有昼夺。”

 人多地少,始终困扰着这些中原世家大族的后裔。

那么,对徽州人来说,他们的生存之路又在哪里呢?

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12世纪后,徽州的人地矛盾有所凸显,这个时代徽州人不甘宿命,不是固守在土地上,而是毅然走出徽州,沿着新安江水路要道外出务工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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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些徽州人的先祖因为躲避战乱,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荫护之地;

如今,他们的后代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寻找生路,将再次面临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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