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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纪录片配音稿 第四十六集 中晚唐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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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集:中晚唐的困局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再,盛唐气象成为消逝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芳园白日斜。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它最终无可奈何的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42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即为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安史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成德、相卫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卫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成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北三镇”或叫“河朔三镇”。

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署官吏,截留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平叛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行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互相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此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吴宗国: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跟这些节度使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他们也没有力量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来消灭他们。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

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不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黄正建:两税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是赋税用金钱、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国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这个二十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税酒、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平叛。

与此同时,朝廷派特使分赴各州,确定朝廷与地方两税的分配,即将各州征收的两税分为上供(上缴国库)、送使(送交节度使)、留州(各州财政自留)三部分,这就确保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充实了国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成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先发难。

建中二年(781)正月,“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节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任。本来,节度使之位父死子继已成普遍惯例,李惟岳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岳的世袭权。李惟岳不悦,便与魏博镇田悦、淄清镇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

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滔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卢龙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

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成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邻道诸兵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激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

建中四年(783)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这就是“泾原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黄正建: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泚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泚、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

德宗一朝,既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亦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中央与地方的较力依然在继续。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

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河朔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痛的刺儿头。在“河朔三镇”中,魏博向来是最为倔强难制的,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

元和七年(公元812),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谏年幼,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河朔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朝廷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吴宗国:那么怎么样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说不是马上就对节度使,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地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元和九年(814)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彰义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面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

将门出虎子,李愬,正是30年前平定“泾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晟之子。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宪宗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来回拉锯战,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愬,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愬带兵雪夜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

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鸡鸭池,李愬便命令士卒轰赶鸡鸭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兵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俘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牙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吴宗国: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了,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对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的牙兵集团,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摄于唐王朝当时那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诵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一千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横梅、成德、幽州等纷纷归伏。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平灭淄青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黄正建: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各藩镇的割据,对中央不当回事,现在害怕了,听中央的,它的户口要报给中央,它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它的赋税,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它的官员之前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它听命于中央,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821),礼部以“鸟散余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复试,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试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

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河朔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成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三百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布也被逼自杀。至此,“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吴宗国: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地消灭河北的,那些河朔三镇的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销兵政策,是想釜底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河朔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河朔三镇”的存在,使中央倍感压力,则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

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808)的一次制策考试,应试的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教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对及第的牛僧儒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儒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

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文宗无奈之下同时起用两党官员,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jié],闹得不可开交。

吴宗国: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使农民不至于继续逃亡,这样子的一个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李德裕尽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儒、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过来了,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宣宗大中三年(850),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黄正建: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队,中央禁军,神策军。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783)泾原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诏禁军护驾,竟无一人至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率左右随扈。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典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吴宗国: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黄正建: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很大的优惠,比如说它的服装,兵器,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掠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控军队,现在,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与宦官,这是唐朝王权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力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

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怵目惊心,宦官本为刑余之人,但有些大宦官竟也娶妻妾,收养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军将为了求得节度使职位,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黄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宫市强买豪夺,扰民甚剧,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宫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无奈: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chì],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废立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吴宗国:宦官的专权,就是宦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它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第四个呢,宦官和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或者怎么样的,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权力。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为了消除宦官的警觉,文宗起用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疑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带领宦官前往观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仇士良随即派神策军出动,捕杀了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黄正建: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布置不严密,那肯定要出事,这个事出了以后呢,他本人又不是很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839)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问宰相周墀[chí]:“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墀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nǎn]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

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互相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毁灭的力量,它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二百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吴宗国: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们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有一根导火索引发,这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则几乎绝收,百姓以蓬实槐叶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税,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鬻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

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首先在长垣(今属河南)起兵。他发布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役的沉重。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黄巢起义队伍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之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领袖,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七百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三百年首都长安。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五日,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城,僖宗在五百神策军保护下出逃。

这幅国画《黄巢进长安》,体现了黄巢占领长安城的喜悦。黄巢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黄巢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黄巢被迫撤离长安城。

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至有今日之误!”说完,拔刀自刎。黄巢曾经吟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来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

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903),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祐元年(904),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枢等大臣30余人,并投尸黄河。

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吴宗国: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的一个根本原因。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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